这一解释面临的最大理论障碍在于：如何理顺宪法上的国家所有与国家管制权的关系。
魏玛宪法时期德国国会制定的大量授权法，不乏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得定订定抵制基本权规定的法规命令。在强化法律保留原则中，立法者不仅须受宪法限制，侵害基本权的法律只能由国会以形式法律为之，并不得授权行政机关。
二、宪法缺位的法律保留 法治概念进一步延伸是法律保留原则的提出。这种方法往往导致一些不同寻常而又悲惨的结论。《公法》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104页。基本权利不再是抽象的宪法原则，而成为实定法律规范，直接约束立法、行政、司法，并具有法律效力。[17]人民的意志高于人民代表的意志。
虽然违宪审查的确立借法官之手完成了以宪法解释审查法律，进而推翻法律效力的力量，但是，人民作为最终权威的力量始终没有被剥夺，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而法治中国之中国对应的是外国，与国家受法的统治相距较远，法律主治的寓意并不明显，且中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和称谓，是对外而言的。[19]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系列的判决可知，法院迄今仍是以平等权原则（美国宪法第四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为宪法依据，以保障外州民与本州民具有相同的基本权利，进而肯定公民在联邦境内享有迁徙自由权。
[24]可以预见，宪法解释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将为迁徙自由的保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有的法律则同时保障宪法中的多个基本权利条款，如《婚姻法》既是对第48条关于妇女平等权的立法具体化，也适用于第49条婚姻家庭中的权益保护。[3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16条已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五是救济方面，既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救济，也有司法机关的司法救济。
? [34]韩大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42 L．Ed．2d．532（1975）。
该州法律规定，任何引进（如加州之公司自外州招募工人等）外州贫民来本州者，将受到处罚。惟其如此，迁徙自由才能在法治状态下得以实现。[24]由韩大元教授领衔试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通过宪法上的总体安排和顶层设计，与迁徙自由相关的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才能走出摸着石头过河之窘境，才可能避免宪法和法律上的各种风险。
三、入宪：迁徙自由宪法保障的未来理路 当下，迁徙自由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消失似乎并不妨碍公民的乡城流动，但在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迁徙自由的宪法缺位一定程度上给了形形色色限制甚至侵害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和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笔者并不反对两种宪法解释之第二种宪法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该建议稿内容参见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关于解释主体，从宪法文本来看，宪法解释的权限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第67条第1项），国内亦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
迁徙自由关涉公民的选举权，迁徙彰显的是用脚投票的权利。参见法治斌、董保成：《宪法新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14页。
[30]童之伟：《孙志刚案提出的几个学理性问题》，《法学》2003年第7期。在我国现行宪法尚未明文确认迁徙自由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城镇化进程中公民的迁徙自由？对此，美国平等权条款（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二款和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的宪法解释路径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可见，全国人大被认为仅有宪法监督权，但没有宪法解释权。第35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即由《集会游行示威法》具体实施。作者简介：朱全宝，法学博士，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1]笔者并不否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限及其意义，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是否必然排斥或禁绝其他机关的合宪性解释行为呢？美国的经验表明，法院的释宪对于基本权利保障意义非凡。[41]韩大元：《中国宪法文本上农民条款的规范分析——以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权利为例》，《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不被驱逐出境或引渡到国外的权利。
同时，基于特别法律保留原则和我国的立法实践，迁徙自由宜通过专门立法使之具体化，并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使之得到具体实施，进而促进迁徙自由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上的最终实现。从权利的历史看，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迁徙无不寄托迁徙者对迁入地生活的憧憬，这种憧憬，既是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更是对享有迁入地居民同等待遇的期待，也就是一种平等价值追求的彰显。
如韩大元教授认为，对没有写入宪法典但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可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28]吕颖锋、黄子临、王明月：《从文本到实践：宪法民生权利透视》，《江淮论坛》2014年第2期。
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障条款作为迁徙自由的宪法基础源于几个典型的宪法判例，如1941年著名的Edwards V．California案，[10]该案起因于加州为了保障本州公民的就业机会，避免州内经济情形更趋恶化，故立法阻止外州公民之迁入1988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获得通过。
尽管这一内容无法从文字上推演而出，但八二宪法通过之后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城市土地上任何私人所有权都无法获得承认。(2)这一条款赋予了国家成为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权能和资格。但笔者认为，结合相关立法史料和法律背景，并辅之以目的解释，这一条款并非当然地视为违宪。但该文件及随后的改造运动，是否改变了房产和土地的所有权归属，还存有争议。
谭柏平：《自然资源物权质疑》，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26]就此来看，八二宪法通过之后，城市土地产权的变动并未在法律层面完成。
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中规定：对于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二办文件中：‘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办法一律收归国有。尽管事后统计表明城市建成区的私有土地只占4.5%，但非私有的土地并非当然的就属于国有。
因而该条款的形式正当性并无可质疑之处。[29]张千帆：《城市化不需要征地》，载《法学》2012年第6期。
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28条指出：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或土地及租赁土地方式使用私有土地，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的，可确定现使用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其通过对比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土地国家所有的具体内涵，提出我国城市国有土地，全民所有权只能是一种名义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属于特定个人、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街道、广场等使用权不隶属于特定主体的公地则由政府托管。国家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他认为这一条款实际上是国家运用主权权力进行的一次国有化，实现了八二宪法通过之时城市土地的无偿概括国有化。
[42]参见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35]参见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8]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包含宪法上的所有权和民法上的所有权的双阶构造[9]，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是专属于公法的所有权概念，它包含三层结构：私法权能、公法权能与宪法义务。他提出，通过法解释学的分析，《宪法》第10条第1款本身并非一个强制性法律规范，而是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共同构成一个授权性规范。
即国家可以或应该成为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人。(五)公共财产说 以李忠夏教授为代表。